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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我劝你善良丨魔幻现实下的深度思考

来源:连才网 时间:2020-03-09 作者:连才网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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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加速蔓延全球,现实有多魔幻不用多说了。身体宅家无处动弹,但思绪依然很骚动:路过人间,疫情带来了什么,又改变了什么?

我索性找来了5位不同专业的博士朋友,用知识回应现实。透过他们的深度思考,我懂了以下这些事。


如果疫情起源于美国,

会发生什么?

道貌岸然君,政治学,@中国北京

12月底,我看到新华社发消息说武汉三十多人感染病毒,并否认是SARS。之后好久没看到相关新闻更新。新年1月中旬时,新闻说日本有人感染,有微博网友说,病毒很爱国不传国人,往国外传播。我预判这次疫情会比较严重。

1月20日,我从北京返回家乡湖北荆门,媒体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大范围报道疫情的。如果我是22号得知这个情况,我可能会选择暂时留在学校。北京西站整体带口罩的人很少,我戴上了防雾霾买的N95口罩,在火车站过安检时还被呵斥取下来。

高铁会经过汉口站。在到达汉口站前,车厢内的乘客已纷纷戴上了口罩。因终点站是宜昌,所以经过武汉上下车的乘客很少。回到湖北荆门后,随后的发生的事跟每天新闻报道的一样。疫情扩散,防疫措施升级,从最初商场关门,到禁止机动车,到小区限制出入,完全宅家里了。

我从没想到这个假期能如此长。10年前上大学后,我就没再看到过家乡的春季,也许今年可以在家乡迎来春天了。

疫情对自己目前影响最大是2020年与出国相关的学习计划,比如原定于5月中旬参加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在学校组织的日本研究课程访日计划,暂时不知道能否如期进行;2020年下半年的留学基金委的博士生海外大学联合培养项目申请也因疫情推迟,并且美国等国对中国有了更加严格的入境限制。

我研究的内容是,经济要素的跨国流动对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过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体系的影响。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带来了人员、商品、资本和信息跨国流动的大幅提升。而在国家内部,经济要素的跨国流动能够使一些群体获益,也能让另一些群体受损。

虽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早就告诉过我们,自由贸易能从整体上增进国家福利,但利益受损的群体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会采取行动要求政府实施诸如“贸易保护”等措施,就像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即使美国是全球化最大的收益者之一。

那么,既然经济全球化在每个国家都会造成受损群体和获益群体,为什么一些国家能够坚持开放经济的政策,而另一些国家就屈从于保护主义的压力呢?针对不用对外经济政策偏好的群体,如何通过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影响政策决策?在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背景下,产生了怎样的差异化政策结果呢?

以上就是我要持续探索的问题。让人相信社会科学的价值,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愿意相信的是,在我们国家经历院系调整而取消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的近30年,是近代中国以来最黑暗的一段时光。

疫情与国家治理当然紧密相关。通过关注疫情发展,尤其是关注各国不同的应对,能够对很多专业学习中讨论的议题给出新的回应。比如我们经常会探讨: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会使得政府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而在应对疫情上,差异同样会导致各国政府采取不一样的政策。

大家也许会思考,如果疫情发生在美国,会是怎样的后果?

我想公允的答案应该,疫情最初发生的消息不会被隐瞒,地方政府也无需逐级上报至联邦政府才能发布信息。但另一方面,美国地方政府自身调动资源的能力非常有限,也许需要寻求联邦政府支持,但联邦政府的支持力度和回应效率可能不会让人满意(参考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席卷新奥尔良时的美国政府)。

由此我们会发现,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中央政府如何迅速、精准的掌握地方信息;而美国面临问题时,联邦政府掌握信息后,如何实现快速高效的人员动员和资源调配。

还有国际组织的反应。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在涉及具体议题上的管辖权,是一个时常带有争议的议题。说白了就是,国际组织能不能插手管,怎么管,管多少才算发挥了作用?

我们爱说美国像“世界警察”,经常对联合国这类国际组织的决议不屑一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显然失去了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的领导角色,显得边缘化。那么世界卫生组织(WHO)面对此次的中国疫情,又会让国际社会产生怎样的思考和评论?

需要指出的是,WHO自成立以来,一直都是联合国系统中最受尊敬的国际组织之一,持续为人类的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比如在冷战正酣的岁月里,WHO促成了包括美苏在内的国际合作,共同消灭了天花病毒。

在全球卫生的未来治理中,我希望WHO能够继续扮演权威、受人尊重的领导者角色。坚持不受到过多政治因素的干扰,不然难逃类似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被边缘化”的后果。

还想补充一点,WHO的成立是中国外交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之一。1945年,中国的外交官施思明先生(时任团长宋子文外长的秘书),在参加创建联合国的旧金山制宪会议时,与巴西外交官Geraldo Souza共同提交了“建立一个国际性卫生组织的宣言”,这也成为了创建WHO的基础。

我希望自己所学的专业,有一天也能让自己像这次疫情中令人尊敬的医护工作者一样,践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此外,这段时间我更体会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含义。半年前《人民日报》告诉大家要“摘掉口罩,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半年后人人都知道“戴上口罩也是我们能为国家做出的一点小贡献”。

读博对社会是否有用?我觉得庸俗点,完全可以交由市场来判断。现在绝大多数的博士毕业生,最难的是在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找到职位,更简单地是去业界和政府机构就职。所以是否有用,根据以上情况自行判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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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乐高场景很好,seminar in graduate life”

读博以来,我发量还好。脱发秃头在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发生。饶毅教授曾解答过,男性脱发主要与遗传基因相关,与读博没啥关系。市面上常见的防脱产品主要针对女性设计,因为与男性脱发的原理不一样,男同学可以考虑求助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通过的两款针对男性脱发的药物。

现阶段,我真心企盼疫情可以早日结束,正常的中外交流早日重启,会对学术研究很有帮助。

人们不是恨既得利益者,

而是恨为什么不是自己。

Shinn,宏观经济,@英国伦敦

我是湖北人,疫情对家人的最大影响就是只能宅家了。英国目前也有上升趋势,多注意吧。

我的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刚好结合国内疫情探讨一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息沟通模式。这也是近期持续发酵的社会话题。由于地方政府在信息传导,方案执行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公开、不透明,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迟滞了整个国 家 机 器对于疫情的反应速度。

对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信息交流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解决?

首先,根据中国的行政体系的特点,从很大程度上来看,地方政府首长,比如一省的省委书记,对于所辖区域所发生的可能的紧急事件,在第一时间具有几乎所有的处置权。

而另一方面来看,虽然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得到了长足发展,正逐步进入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理论上应该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绝对数量。实际上,官员考核体系却存在一定程度的 滞 后。在大多数情况下,依旧以GDP增长为核心。

这一以GDP为重的考核体系使得地方政府首长,或者主要的决策集团,在对于重大的,可能影响公共安全的事件进行处理时,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快速反应。

比如对于新冠疫情,如果在2019年年底,也就是根据相关医学专家的判断,该病毒在人与人之间存在很强的传染性,地方政府的最高决策层就应该采取紧急措施,尽可能地减少人群社会接触的可能。具体措施可以包括:学校暂停上课,企业暂停上班等。

但所举措执行,一方面由于大面积的企业停工,势必会直接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另一方面,传染病信息公开所造成的 恐 慌,毫无疑问会严重打击投资者对于武汉或者湖北的信心和投资预期,从而给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 下 行 压 力。

所以,地方政府决策集团在疫情发生这一信息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后,会尽可能地 阻 止该信息的进一步传播,同时在与中央政府沟通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 隐 瞒 事件的严重性,从而降低中央直接接手事件管理权的可能性,避免了中央直接采取相应强制措施对于自身政绩和政治生涯的负面影响。

因此不难发现,对于传染病以及其他类似对于社会公共安全有极大危害性的事件,应该采取“专事专办”的原则,并设计到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中,将其在政绩考核中的优先级放到经济增长之上。只有这样,地方政府才会在发生类似事件时做出最快反应,而不去权衡对应紧急措施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完善对于“吹哨人”的保护机制。

地方政府决策集团的快速反应固然重要,但谁来为其决策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这个时候,就需要“吹哨人”能够在关键的时间节点,快速地,没有顾虑地给出自己基于专业知识和经验做出的合理判断。

因为对于新冠状病毒这类大规模公共安全事件的处理方法通常会带来极大的经济、社会代价。所以,“吹哨人”即便通过自己的理性分析基本确定类似事件发生的可能,也会在向地方政府决策集团进行信息传导时,遭受不可避免的 阻 力。

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都对“吹哨人”进行了相关立法。可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如果“吹哨人”成功对类似于新冠的传染病事件完成“吹哨”,必然会导致 工 厂 停 工,大量的投资项目 流 产。而这些经济利益背后的资本家必然会通过资本对政治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就是使用资本控制地方政府 打 压,或者 无 视 “吹哨人”。

而这一方面,我国的制度优势会有所显现。因为在这一利益链条上,“吹哨人”的影响对象只有地方政府决策集团。所以,如果能如前所述,提升对于大规模公共安全事件处理在政绩考核的优先度,就能将这一唯一的阻力降到最低,提高整个国 家 机 器 对于类似事件的反应速度和处理效率。

对于“吹哨人”行为规范的立法同样也不可或缺,首先对“吹哨人”的资质要有严格界定:必须是有较高相关专业技能和知识的人员才能进行“吹哨”。另外,“吹哨”最好不要只是来源于一个个体,而是由一群或者多个类似的专业人员同时完成。

总体来看,将公共安全事件在地方政府官员考核中的优先级提到GDP以上,和完善“吹哨人”体制,能够从两个方面提升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沟通效率,从而使得在面对新冠等大规模公共安全事件时,国 家 机 器 能快速予以应对。



“我喜欢模型,但经济学开始流行讲故事了:想个故事,再和人打交道,之后做实验、找数据、跑回归”

以上都是从宏观层面进行探讨。

如果是对个体影响,此次疫情中受挫较大的:一是由于封城而滞留被迫“ 流 浪 武汉”的人员;二是异地上班族,直接丢工作;三是自己做实业的企业家,天天应该是“以泪洗面”;四是中小企业,估计年后就不需要复工了。

疫情后的经济格局会“小洗牌”,寡头更加强大。眼下是特别需要信心的时候。舆论我觉得多宣传点好消息是好事,可以理解为“善意的谎言”吧,毕竟真相大多数时候是丑恶的。

在线教育和电商平台算是被动发国难财。因为总要做事,既然做事肯定就有既得利益者,而他们就属于这一波的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确实是经济体中绕不过的一环,他们是阻止变革的主要因素。

其实,人们很多时候并不是恨既得利益者,而是恨为什么自己不是既得利益者。因为这才是人的本能。自私并不是坏东西,而是人的本能,正是这种私欲才促成了今天的人类文明。我们只是需要一个制度去更好地使用这种本能。

反复嚼“体制缺陷”很幼稚,

就事论事不行吗?


Bob,公共行政,@美东城乡结合部


在美国,了解疫情信息的主要渠道还是网络以及电视新闻。中西方媒体的报道角度向来有偏差,得到的信息也都是有偏差的,存在不少固化的矛盾。

疫情爆发初期,西方媒体对这件事的评述集中在中国的 威 权 主 义、信息 不透明,政府有效率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疫情得到了明显控制,病例数字日趋递减。

但当病毒开始欧美传播时,西方政府反馈速度和控制效率显然做不到中国这样。所以凡事应当实事求是看,从不带偏见,不刻意突显某种社会体制的优越性的角度,去看待国家的治理水平。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愿意在社交媒体的氛围中成为信息传播的引导者。

可惜的是,我从他们的身上很难看到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比如在欧美政治学领域,尤其是年轻有为的华人青年学者,对我国此次疫情的评价都比较消极和批判,会去带舆论的节奏,去无限放大疫情治理的效率和管理 混 乱,用浓厚的个人色彩去评断集体性事件。

而现在的结果恰恰能让他们“自打脸”。

如果不是举国体制,如果不是人 人 自 危的氛围下,大家对这个事情视而不见或受多方利益集团牵制,反而会更影响决策效率。美国的公共卫生服务主要靠外包,医疗体系由私营部门主导,社会底层群体的生命安全在疫情下根本无法保证。

所以一味的去捧西方的民主透明、结合民意的这种观点,结合具体事件是立不住脚的。大家都是做社会科学,如果你的观点都不能在实践中找到证明,那观点谈何成立呢?(社科不排除做形而上的研究,但我个人偏向“实证派”)

一个高素质的知识分子不应该误导群众带舆论节奏,更不应该说禁不起推敲的所谓的专业观点。我尊重他们说话的权利,但我更希望他们在公众影响力前做到谨言慎行。

这也上升到另一个问题,社会学科到底能够对疫情做什么?经过此次事件,国家政府的顶层设计、公共部门组织机构的设计,从决策落实到执行环节能有怎样的推进方案?

我注意到国内的学科公众号都在推送关于疫情防控、资源调配、以及医疗体系优化提升的文章,这些建言献策都很好。中国从1949年到如今风雨70年,自然有其存活的道理。反观海外华人青年学者,反复嚼“体制缺陷”,说到任何都推倒一切从来,特别像倒退回100多年前的洋务运动。不是完全摒弃,也不是完全鼓吹,还是要就事论事,实践出真知。

在海外做研究很孤独,容易产生困惑,归根到底还是本心的问题。作为一名身在海外的学术研究者,到底能不能保持初心?或者说,不受到体制环境的影响去塑造、升华自己的价值体系。不少在海外做研究的青年华人学者很难找到认同感,这就如同在偌大的坐标系中迷失自己,在不同的制度冲击下消磨自己,从而失去自我追求和客观评价。

当下我们只需用时间来证明。疫情事件开始在欧美发酵,西方体制下的当局是如何处理防疫的?我们要观察、要作比较,这样才能证明哪些悬在西方舆论场里的结论是有据可循的。

疫情还没有结束,治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从发展的角度认识这件事,并从中获得相应的经验。

所以,我认为不负责任的建议或意见,尤指因在某段时间内发酵产生的公众情绪,转向否定体制、否定整体,从而对现实中的实践施加负面影响,是极不合理的。多看、多了解不是坏事,这绝对比仅通过某个或某几个消息源来进行判断强得多。



“反正也看不出来长啥样儿”

美国不想用疫情信息给民众“洗脑”,

我们给疾控中心出主意。

茶,传播学,@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

我很早就知道了疫情情况。我有个同校读博的朋友本科在武汉读书,她从朋友那边听说“SARS又来了”,第一时间把截图发给我,应该就是李文亮医生最初放在校友群里的那张图。

看到消息后我有些担心,但特别信任消息来源,马上叮嘱国内的父母注意。因为我人在美国,所以疫情初期并未特别关注。我是从钟南山说出“病毒人传人”后重视的,并开始追踪微博、知乎、豆瓣的舆论情况。

我的研究兴趣是政治传播,包括社交媒体对国民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影响与塑造。我自己也做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跟几位学校的中国学者探讨此事后,大家都很愿意投入关注,于是当即建立了研究小组。

1月底疫情爆发后的两周后,威斯康星州疾控中心请我们研究小组过去参与会议。主题就是:如何传递有效的信息让公民感受到一定程度的恐惧?从而让居民采取防护措施。在美国人的认知体系中,从小到大的教育都是口罩是你生病才会带,因为你不想传染给别人。所以在公众场合美国人看到你戴口罩,第一反应就是你生病了。

我们也与政府部门沟通了文化差异的问题,比如在部分亚洲国家,人们也会为了预防疾病而带口罩。会议后,疾控中心给社区居民、学校等机构发邮件,甚至当地的新闻报道中总会提一句——可能会有公民或留学生会戴口罩来保护自己的卫生安全。所以遇此场景不要恐慌,因为戴口罩也有防御作用。

我姑且将此视为政府疾控中心和我们沟通后的成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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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state office building 竟然是为了让misinformation-targeted group相信喝热巧不能预防传染病”

研究小组下,我们又分了不同的小队伍,我做的是关于歧视(discrimination)的研究。群体身份(group identity)在疫情蔓延的背景下是敏感而微妙的,正如14世纪中叶,欧洲爆发了历史上最恐怖的瘟疫“黑死病”。犹太人曾遭受负面排挤,因为绝大部分欧洲人坚定的认为黑死病是犹太人造成的。

所以,这件事势必在海外会引发一定程度的华人歧视,比如戴口罩。这个研究的目的在于如何辨析固有团体(in-group)和外来团体(out-group)的明确界限。而什么样的信息报道能让外国人引起重视但同时不歧视华人。所以我设计了一个实验,进行不同的信息的反馈。

我持续的研究兴趣还是会专注在国家对信息传递、舆论风向的把控,比如什么时候放松,什么时候收紧,以及公众对此举措的反馈态度。此次事件中我的观察是,从最初期到李文亮医生去世,社交媒体上高频发声、振臂呐喊的人没有信服于大国叙事,情绪处于高涨阶段。之后因疫情病患的控制举措,民众的情绪逐渐趋于平稳。现在病毒肆虐全球,中国媒体开始着重报道别国防疫的无作为,比如日本抄不会作业,美国开始快速传播,我会持续追踪对此舆论的发酵态势。

面对疫情,我认为大众传播学科研究的可做的主要有两部分:一方面是舆论引导。一是如何更有效地向公众传递真实、正确的信息(现阶段主要是从防控意识入手)。二是对假新闻(fake news)的鉴别力。中国有抽烟喝酒预防感染,美国有多喝热巧克力不得肺炎的说法。谣言漫天飞时,公众对信息的鉴别力特别重要。如果在这方面做出一点研究成果,会对社会规范社交媒体机制有些积极的借鉴意义。

另一方面是关于舆论传播后的公众心态。比如此次疫情中对等产生的歧视和同情两种情绪,包括外国人对华人的歧视,也包括国内对于武汉人民的歧视。

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更多的还是中国学者在做。学校里真正对此引起重视的美国老师、同学还很少,他们对此的认知非常天真。别看他们平时对美国当局指手画脚,关键时候是很信任政府的。

我是特别惜命的人,目前比较担心。我不太信任美国政府有很好的国家能力去控制,尤其目前从上到下的态度是大意和麻木的。春假马上来了,学生都会选择出去玩,全国的人口流动性会增大。我在公共交通上都会戴口罩,也下单了很多消毒喷剂,会非常注意。

综上所述,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政府和学校通过官方渠道不断给公民“洗脑”,对待疫情不要再用无所谓的态度。我看到大多数报道,最后都会加上一句“病毒在社区传播的概率很低”,造成大家会觉得就跟流感差不多的错觉。我希望研究实验的结果能早点发出来,再通过媒体、疾控中心的发布为公民起到警示作用。

读博对社会的有用性?我不确定,因为很多学者的研究都很局限在小圈子里,公众根本触碰不到。传播学相对好些,因为很多老师都愿意去新闻节目做客,分享自己最新的研究进展,美国枪机事件、政治选举都是很热的研究话题。

读博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我头发的基数很大,脱发现象都尤为严重。虽然没有休息日、周末,没有晚上、没有下班的状态,但只要我能做出一点点的成果,就会收获真实的开心。

我会持续关注疫情发展,但我对美国持非乐观态度,即使是在小城市里。如果有必要,我会去参与一些群体事件侧面给美国政府施压,以此推进官方对疫情的重视程度。

疫情之下,

金融该不该相信“市场”做空某些行业?

NW, 金融学,@美国亚特兰大

疫情初期时是寒假,我在芝加哥陪女朋友,同时准备二年级结束时要考核的论文。第一次得知消息是通过微博,当时和大多数人一样,对病毒的传染性、传播途径、致死率等特性并不了解,更没有料想到会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疫情爆发时我已经开学了,在亚特兰大进行日常的学习和研究。印象很深的是朋友圈中很多北美的同学都在自发整理有效的捐款渠道,比如校友会和一些地区性留学生组织。由于北美留学生持有的人民币有限,还出现了一些美元捐赠渠道。

其实这对我的个人生活没有太大影响。我担忧武汉,也担忧自己的家人朋友,好在他们都及时提高了警惕并做好了防护措施。身边有几位同学的父母在武汉生活,我能明显感觉到他们的忧虑,但实在不知如何安慰他们,将心比心,我能理解他们有多难受。

我的研究兴趣是实证资产定价和金融科技的结合,比如结合传统经济学,进行机器学习或深度学习,回答一些新问题。或找新角度,用新的方法来回答老问题,如建立模型估计股票收益,解释市场中的一些现象,分析投资策略背后的影响因子。

这是近几年来金融学术圈比较火的研究方向之一,而我还处于摸索学习的阶段。我猜可能更多人关心的是——能不能用这个挣钱?也就是对冲基金里的“量化”。

我个人的理解是,挣钱并不是这项研究的初衷,如果真的需要些量化的知识,找本书看看就可以了,并不需要花这么多年来读个学位。关于对冲基金,我个人肤浅的认识是,最终并不是模型帮它挣了钱,也不是策略帮它挣了钱,而是市场帮它挣了钱。

面对这次疫情,与我专业比较相关的争论,无非是该不该允许做空某些行业,或者是否要对某些商品进行价格调控,俗话说就是该不该相信“市场”。我想引用一下五道口田教授的话:“刺激商业世界的不仅仅只有利润,还有社会责任和荣誉感,以及对同类不可遏制的同情。”

如果一切都能用经济学解释,那么请先解释那些危难时刻无惧生死挺身而出的医护人员。刚读博时,我记得有位教授曾说,学术圈的一个好处就是:即便是得诺贝尔奖的大牛来了,你觉得他说的不对,也可以当面怼他。我觉得如果无法解释那些医护人员,即便是搬出再如雷贯耳的经济学家,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任何的经济学流派都该被尊重,不过谈到实践,不可以只谈经济学。


“很多读博的人都想养个宠物,毕竟生活太痛苦了”

论我所学专业的“社会有用性”,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学术研究对社会是否有用,一个是读博对个人是否有用。我给你用故事打个比方吧。

在一片土地上,人还没有学会走路,只会在地上缓慢的爬行,你也是其中的一个。有一天你到了土地的边缘,发现那里居然有墙,你意识到原来你们生活的空间是被墙围起来的。你去到了墙外,发现跟墙内舒适的环境截然不同,外面是狂风暴雨和野兽。

在野兽的威胁下你很快站了起来并学会了奔跑,然后你开始探索这个未知的墙外世界。慢慢你发现了前人的足迹,有的地方插着路标写着“此路不通”,有的路标写着“此路可行”,但后来你发现,没有一个路标是百分百对的。

你在墙外探索了好几年,然后回到了墙内。你想跟人们分享你在墙外看到的世界,分享你冒险的经历和收获,但你发现大家只是好奇你是怎么学会的奔跑。

墙内的通信很原始,人们靠信件联系,你的特长被邮局发现,他们高价雇佣你来送信。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做跟你一样的工作,他们来问你是否想学奔跑就要去墙外。

你想了想,如实告诉他们,你觉得仅仅想学奔跑的话是不需要去墙外的。

于是他们开始传递这样的消息,去墙外是没用的,在墙内一样能学奔跑。

但过了段时间你又惊奇的发现,只有极小一部分人通过极度刻苦的训练慢慢学会站了起来,绝大部分人还是老样子,你才意识到原来没有墙外野兽的威胁,学会奔跑是件很困难的事。

邮局也认识到这个事实,于是他们的招聘广告从“招聘会奔跑的人”变成了“招聘会奔跑的人,去过墙外的优先”,甚至有的直接变成“只招聘去过墙外的人”。

渐渐的,出现了很多为了学奔跑而去墙外的人。

这些人在墙外呆了好几年,但始终都在墙边徘徊,尽管如此他们也学会了奔跑。所以后来你观察墙内送信的人有三种:一种是在墙外探索过的,一种是在墙外呆过几年但只在墙边呆着的,以及极小一部分没去过墙外自己通过努力学会站起来的。

有一天,你当上了招聘者,你更倾向于招聘去过墙外的人,所以就有那些自己努力在墙内站起来的人不服,问你大家都会奔跑,凭什么倾向于招聘去过墙外的人?你告诉他们,你只是想招一些聊得来的同事而已,而去过墙外的人从不聊奔跑这件事,大家聊的都是墙外的世界。

所以有人问去墙外有没有用,那取决于这个人是想学奔跑,还是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探索墙外世界有没有用?希望有一天墙内人住满了需要更多生存空间,人们被迫来到墙外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些曾经在墙外探索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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